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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的酣畅与忧郁

发布日期:2019-08-23 21:0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承蒙《环球人物》杂志厚爱,邀我于2017年开设随笔专栏。此生有幸,1977年冬天参加“文革”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,得以走进复旦大学。从此,长达40年间,一直得到诸多先生的关怀与教诲,每念及于此,温暖常在心中。叙述与先生的交往点滴,感受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,故以“先生们”作为专栏名称。每月两位,一年24位。所写先生,交往或深或浅,不同侧面,不同印象,于我而言,他们的身影,在历史场景中依然清晰如初。先生们,仍与我们同行……

  2016年10月底,又到上海。伫立上海图书馆门前,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——“讲真话——纪念《随想录》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”。

  时间真快,巴金《随想录》的第一篇《谈〈望乡〉》写于1978年12月1日,1986年《随想录》5卷本完成,合集出版至今整整30年。对于我,这个时间,巧合得颇有些不可思议。我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《巴金论稿》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,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,时间正好也是30年。

  1978年初,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,下学期,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《激流》三部曲等。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,我与同窗陈思和闲谈,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。聊到投机处,思和忽然建议:“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,好不好?”我不假思索,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:“好啊!”就这样,38年前的那个冬天,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。

  那一年的11月25日,巴金迎来74岁生日。一个星期之后,他连续写下《随想录》的前两篇:《谈〈望乡〉》《再谈〈望乡〉》。这一年,思想解放掀起高潮、改革开放拉开帷幕,被誉为“新的长征”的历史行程,蹒跚起步。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,围绕《望乡》是否应该公映的争论,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。从此,晚年巴金的创作,在痛定思痛之后,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。

  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思想、文化解放起步的艰难。1978年,随着访问日本,中日关系开始好转。与之相配合,日本电影周于10月在全国开始。《追捕》与《望乡》,一时轰动,高仓健、栗原小卷等日本影星,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。不过,电影《望乡》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妓女的生活,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公映后,招致诸多指责、非议,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。

  曹禺曾私下告诉巴金,为适合中国“国情”,《望乡》引进之前已先期做过删节,即便如此,有的批评者还将之归为“”,主张禁演。一位当年服役的军人回忆说,当时他所在的连队突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,其内容是“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”。目的就是为了避开《望乡》的放映日,不让士兵到地方电影院观看,避免“中毒”。

  当《望乡》招致非议时,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,这位老人,就是巴金。12月2日,他写下短文《谈〈望乡〉》,交由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发表,作为他的新专栏“随想录”的第一篇。乍一亮相,他便呈现出“干预生活”的姿态,为电影《望乡》叫好,为青年一代鼓与呼。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,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政治痕迹,但他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“老年人”的距离,预示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——过去他曾说过自己是“五四运动的产儿”,时隔多年,浩劫余生,他开始了向“五四”精神的回归。

  为《望乡》辩护,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。1987年他在《〈随想录〉合订本新记》中承认这一点:

  要是没有《望乡》,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《随想录》……我最初替《望乡》讲话,只觉得理直气壮,一吐为快,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。从无标题到有标题(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),从无计划到有计划,从梦初醒到清醒,从随想到探索,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,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。

  曾经人云亦云、放弃独立思考的巴金,因《随想录》而得以改变。他在《随想录》中倡导的“说真话”、自我忏悔意识、历史反思精神等,在整个80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。他也因为这部作品,被许多人称作“知识分子的良心”。

  我与思和有幸,在开始研究巴金时便与陆续发表的《随想录》结伴同行。同样有幸,我们很快认识了贾植芳先生。贾先生1955年被打成“胡风反革命分子”而入狱多年,出狱后在学校印刷厂当搬运工,当时已回到中文系,安排在资料室当管理员,但尚未平反,不能给学生执教。就是在资料室里,他为我们打开研究巴金的大门。

  当年香港的报纸,不对学生开放阅读,是贾先生关照,我们才有阅读的机会。犹记得,几乎每个月都要找出时间,走进学校图书馆的内部阅览室,找出香港《大公报》翻看《随想录》,并做摘录。《怀念萧珊》《“遵命文学”》《把心交给读者》《说真话》《赵丹同志》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……一篇篇文章,让我跟随巴金的笔,走进历史,走进他的内心,看到他的真诚与忧思。我很高兴,能够在大学期间与《随想录》相伴同行,以巴金倡导的“说真话”滋养自身。

  同在上海,我们研究巴金三年,却一直没有去打扰他。直到毕业前夕——1981年的冬天,我们终于鼓起勇气,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见到巴金。这一年,巴金77岁,《随想录》整整写了3年。他不仅仅只写《随想录》,从维熙、谌容、张洁、冯骥才、沙叶新、张一弓、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,同样得到巴金的扶持、鼓励和保护。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,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,声援他们,为他们辩护。这就难怪当年的文坛会将巴金视为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,就像当年鲁迅为胡风、巴金遮风挡雨一样。许多年里,从几代作家那里,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。

  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,体弱气虚,但思路敏捷,记忆准确。我没有想到,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、文字酣畅的巴金,言谈却不多。我们问一个问题,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,几乎很少主动说话。后来我发现,类似于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,如沈从文、黄裳、金庸等,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,可是当与人面对面时,却言谈颇少。

  第一次见面,印象颇为深刻。他与我们谈了不少话题,有的是我们研究所需要的细节,以及他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等。这次谈话,我做了笔录,也成为我与巴金谈话的第一份难得的文献。之后,一直到2005年巴金去世,20多年的时间里,我经常找机会前去看望先生。我们谈周扬,谈沈从文,谈萧乾,谈他经历的风风雨雨,在断断续续的言语中,我感受到他精神的忧郁与苦恼。

  与巴金的最后一次长谈,是1997年初秋时节在杭州西子湖畔。93岁的他思路之敏捷、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。试试他的手劲。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,用力紧握,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。他思想,他回忆,但苦于气力不足,无法把内心里的话都说出来,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。我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,能敏锐地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,并很想表达出来。可是,只见他嘴唇颤动,想说的话却迟迟说不出来。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,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。

  我是在9月初到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后,来杭州看望巴金的。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吴大学,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曾在那里念过书。我告诉他,苏州大学将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,一个秀美、安静、值得苏州为之骄傲的校园。他马上接过话说:“我去过。”我问住了多久,他说住了两天。我又问是什么时候?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。他去法国是在1927年。1927年到1997年,整整70年,但他却记得这样清楚,实在令人惊奇。

  谈话中,我又一次提到他在“文革”所写的交代,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。我便说,应该整理出来。的确,巴金一直为建立“文革”博物馆而疾呼,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我看来,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。我想,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,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,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。我对他说:“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,如果出一本书,会有很大价值的。”他马上反应说:“等我死了之后再出。”我又建议说,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,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。他点点头,表示同意。

  1998年春天,再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,他正在写《怀念曹禺》,答应完成后交给我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。一篇千字文,他只能用口述方式,足足写了好几个月。后来,我又一次前往上海,走进医院,取走这篇真诚感人的文章,发表在大地副刊上。谁想到,巴金很快病重,再也无法与人交谈,《怀念曹禺》成了他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。他再也无法写作,失去与读者交流的可能,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。

  时间又是一个巧合。巴金晚年的写作高峰,始于1978年,止于1998年,整整20年。在《随想录》之后,90年代初,思和与我联袂主编的“火凤凰文库”,出版巴金的《再思录》,实际上是《随想录》的延续。最后一篇《怀念曹禺》,与《随想录》《再思录》的作品,形成一个完美衔接。

  承蒙《环球人物》杂志厚爱,邀我于2017年开设随笔专栏。此生有幸,1977年冬天参加“文革”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,得以走进复旦大学。从此,长达40年间,一直得到诸多先生的关怀与教诲,每念及于此,温暖常在心中。叙述与先生的交往点滴,感受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,故以“先生们”作为专栏名称。每月两位,一年24位。所写先生,交往或深或浅,不同侧面,不同印象,于我而言,他们的身影,在历史场景中依然清晰如初。先生们,仍与我们同行……

  2016年10月底,又到上海。伫立上海图书馆门前,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——“讲真话——纪念《随想录》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”。

  时间真快,巴金《随想录》的第一篇《谈〈望乡〉》写于1978年12月1日,1986年《随想录》5卷本完成,合集出版至今整整30年。对于我,这个时间,巧合得颇有些不可思议。我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《巴金论稿》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,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,时间正好也是30年。

  1978年初,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,下学期,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《激流》三部曲等。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,我与同窗陈思和闲谈,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。聊到投机处,思和忽然建议:“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,好不好?”我不假思索,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:“好啊!”就这样,38年前的那个冬天,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。

  那一年的11月25日,巴金迎来74岁生日。一个星期之后,他连续写下《随想录》的前两篇:《谈〈望乡〉》《再谈〈望乡〉》。这一年,思想解放掀起高潮、改革开放拉开帷幕,被誉为“新的长征”的历史行程,蹒跚起步。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,围绕《望乡》是否应该公映的争论,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。从此,晚年巴金的创作,在痛定思痛之后,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。

  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思想、文化解放起步的艰难。1978年,随着访问日本,中日关系开始好转。与之相配合,日本电影周于10月在全国开始。《追捕》与《望乡》,一时轰动,高仓健、栗原小卷等日本影星,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。不过,电影《望乡》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妓女的生活,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公映后,招致诸多指责、非议,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。

  曹禺曾私下告诉巴金,为适合中国“国情”,《望乡》引进之前已先期做过删节,六合拳彩,即便如此,有的批评者还将之归为“”,主张禁演。一位当年服役的军人回忆说,当时他所在的连队突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,其内容是“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”。目的就是为了避开《望乡》的放映日,不让士兵到地方电影院观看,避免“中毒”。

  当《望乡》招致非议时,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,这位老人,就是巴金。12月2日,他写下短文《谈〈望乡〉》,交由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发表,作为他的新专栏“随想录”的第一篇。乍一亮相,他便呈现出“干预生活”的姿态,为电影《望乡》叫好,为青年一代鼓与呼。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,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政治痕迹,但他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“老年人”的距离,预示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——过去他曾说过自己是“五四运动的产儿”,时隔多年,浩劫余生,他开始了向“五四”精神的回归。

  为《望乡》辩护,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。1987年他在《〈随想录〉合订本新记》中承认这一点:

  要是没有《望乡》,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《随想录》……我最初替《望乡》讲话,只觉得理直气壮,一吐为快,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。从无标题到有标题(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),从无计划到有计划,从梦初醒到清醒,从随想到探索,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,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。

  曾经人云亦云、放弃独立思考的巴金,因《随想录》而得以改变。他在《随想录》中倡导的“说真话”、自我忏悔意识、历史反思精神等,在整个80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。他也因为这部作品,被许多人称作“知识分子的良心”。

  我与思和有幸,在开始研究巴金时便与陆续发表的《随想录》结伴同行。同样有幸,我们很快认识了贾植芳先生。贾先生1955年被打成“胡风反革命分子”而入狱多年,出狱后在学校印刷厂当搬运工,当时已回到中文系,安排在资料室当管理员,但尚未平反,不能给学生执教。就是在资料室里,他为我们打开研究巴金的大门。

  当年香港的报纸,不对学生开放阅读,是贾先生关照,我们才有阅读的机会。犹记得,几乎每个月都要找出时间,走进学校图书馆的内部阅览室,找出香港《大公报》翻看《随想录》,并做摘录。《怀念萧珊》《“遵命文学”》《把心交给读者》《说真话》《赵丹同志》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……一篇篇文章,让我跟随巴金的笔,走进历史,走进他的内心,看到他的真诚与忧思。我很高兴,能够在大学期间与《随想录》相伴同行,以巴金倡导的“说真话”滋养自身。

  同在上海,我们研究巴金三年,却一直没有去打扰他。直到毕业前夕——1981年的冬天,我们终于鼓起勇气,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见到巴金。这一年,巴金77岁,《随想录》整整写了3年。他不仅仅只写《随想录》,从维熙、谌容、张洁、冯骥才、沙叶新、张一弓、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,同样得到巴金的扶持、鼓励和保护。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,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,声援他们,为他们辩护。这就难怪当年的文坛会将巴金视为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,就像当年鲁迅为胡风、巴金遮风挡雨一样。许多年里,从几代作家那里,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。

  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,体弱气虚,蓝鸟老牌图库,但思路敏捷,记忆准确。我没有想到,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、文字酣畅的巴金,言谈却不多。我们问一个问题,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,几乎很少主动说话。后来我发现,类似于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,如沈从文、黄裳、金庸等,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,可是当与人面对面时,却言谈颇少。

  第一次见面,印象颇为深刻。他与我们谈了不少话题,有的是我们研究所需要的细节,以及他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等。这次谈话,我做了笔录,也成为我与巴金谈话的第一份难得的文献。之后,一直到2005年巴金去世,20多年的时间里,我经常找机会前去看望先生。我们谈周扬,谈沈从文,谈萧乾,谈他经历的风风雨雨,在断断续续的言语中,我感受到他精神的忧郁与苦恼。

  与巴金的最后一次长谈,是1997年初秋时节在杭州西子湖畔。93岁的他思路之敏捷、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。试试他的手劲。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,用力紧握,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。他思想,他回忆,但苦于气力不足,无法把内心里的话都说出来,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。我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,能敏锐地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,并很想表达出来。可是,只见他嘴唇颤动,想说的话却迟迟说不出来。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,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。

  我是在9月初到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后,来杭州看望巴金的。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吴大学,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曾在那里念过书。我告诉他,苏州大学将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,一个秀美、安静、值得苏州为之骄傲的校园。他马上接过话说:“我去过。”我问住了多久,他说住了两天。我又问是什么时候?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。他去法国是在1927年。1927年到1997年,整整70年,但他却记得这样清楚,实在令人惊奇。

  谈话中,我又一次提到他在“文革”所写的交代,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。我便说,应该整理出来。的确,巴金一直为建立“文革”博物馆而疾呼,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我看来,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。我想,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,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,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。我对他说:“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,如果出一本书,会有很大价值的。”他马上反应说:“等我死了之后再出。”我又建议说,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,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。他点点头,表示同意。

  1998年春天,再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,他正在写《怀念曹禺》,答应完成后交给我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。一篇千字文,他只能用口述方式,足足写了好几个月。后来,我又一次前往上海,走进医院,取走这篇真诚感人的文章,发表在大地副刊上。谁想到,巴金很快病重,再也无法与人交谈,《怀念曹禺》成了他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。他再也无法写作,失去与读者交流的可能,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。

  时间又是一个巧合。巴金晚年的写作高峰,始于1978年,止于1998年,整整20年。在《随想录》之后,90年代初,思和与我联袂主编的“火凤凰文库”,出版巴金的《再思录》,实际上是《随想录》的延续。最后一篇《怀念曹禺》,与《随想录》《再思录》的作品,形成一个完美衔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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